【我市論壇】「移居都市邊陲——撒烏瓦知部落的抗爭與重建」

【我市論壇】「移居都市邊陲——撒烏瓦知部落的抗爭與重建」
【時間】2016/6/17（五）19:00-21:00
【地點】ThERE CAFE & LIVE HOUsE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454號B1
【講者】盧建銘（撒烏瓦知部落顧問）
【主持】蔡士豪【記錄】林采鴻【攝影／直播】劉子語（以上皆為桃步走成員）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工作團隊：桃步走青年行動團隊
協辦單位：ThERE CAFE & LIV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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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2006年，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說，部落長得很像貧民窟。

      我開始接觸撒烏瓦知部落是在2006年，當時他還是一個沒有名字的部落，但在電線桿上有用紅色的油漆寫著「打鹿岸部落」，當時我們並不了解「打鹿岸」是什麼意思，直到兩年後開始漢族人面對面談話，才了解其中的意涵，而如果不是透過植物的研究，我不會去理解撒烏瓦知部落的樣貌，也不會進入到撒屋瓦知抗爭的脈絡中，也不會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剛剛從部落趕過來，因為7/2要辦豐年祭，我們已經在學校開辦了原住民專班，明年開始就會有八十幾個學生、四個年級，也在學校的空地建了打鹿岸，預備要教部落話，透過部落話來影響學校教育，所以我們是把教育改革的重心放在學校，可是相對的這也變成撒烏瓦知部落重建和對外建立領域的方式。2008年我和許淑真藝術家一起創作了一個作品，他在澳洲我在台灣，我在河邊做植物的調查，想要了解石門水庫把水攔住後，大自然的生態如何進入到河床，所以我的想像是，他是一個自然的樣貌，大自然如何在河床上度過這半個世紀，但是沒想到反而認識那裡的原住民族，當時我以為那裡離復興鄉近，應該是復興鄉的泰雅族，我之前也都在復興鄉的泰雅族部落工作，自然而然地這樣認為，沒有深究，走進去才發現不是這麼一誰回事，那裡原來是阿美族的領域，而這件事被我個人發現的時候是2006年，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經常到那邊去觀察各種植物，也會認識一些人，這些人過一陣子會消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和他們可能一天之內就會變成好朋友，但下次來的時候突然人和房子都不在了。

      200年的時候我和許淑真藝術家在澳洲辦了一個展覽，在墨爾本的皇家植物園，亞洲這邊的植物學觀念基本上都是由殖民體系建立的，所我們常常會為植物建立「學名」，當時我們是抱著朝聖的心情去的，但到了那裡發現他們掌握了大部分的物種，卻對背後的文化、物種與人的關係不是那麼了解，更在乎這些植物的原生地在哪裡，而忽略植物跟隨人類或其他動物到處遷徙的過程，所以我們決定辦一個展覽，有踢館的意味。

      澳洲已經開始有一些改變，她是一個由殖民者所建立的國家，原住民受到非常大的壓迫直到現在，在這個壓迫的過程裡面，他們也開始漸漸地反省，了解當代知識和原住民之間有很大的落差，這個速度慢到什麼程度？慢到他們徹底反省之後，大概原住民也消失了，這樣的反省是無意義的，這只是一種自我療傷，所以他們的東西會帶有強烈的自我療癒過程。這就是在植物園裡所開設的原住民植物文化課程，課程裡會有白人來教大家，哪些植物要如何料理、如何製作迴旋鏢、製作樂器或容器，儘管有這樣的東西，但是是對白種人來說有非常好的療癒作用，對原住民的文化和所遭受到的處境是沒有幫助的，當時我們同時發現，殖民者開始意識到反省，甚至每一年和原住民道歉，八月一號是道歉日，每年都會演一次，拒馬很誇張，我們去的那一年是有一台飛機，在後面掛著「I'm Sorry」飛過去，但我們在路上看到的街友、無住屋者、行乞的人，或是放電影的時候鄰座眼睛不是盯著螢幕的人，很多都是原住民，所以很多時候我不太相信表面的修飾，在當時沒有感受到什麼療癒的作用，反而受到了衝擊，可是事實上我在台灣，和原住民的認識、接觸也很久了，但也都是在外圍，對她的文化有一種景仰，大概知道是如何構成，我也曾做過復興鄉建築的普查，可以理解空間的價值，但並沒有真正深入到裡面，都是以外圍的角度。

      在澳洲的展覽中，我搜集了臺灣五十幾種植物來做成標本，想利用這些植物來和他們談話，每一種植物標本都會寫上他和人文相關的故事，但我們認為這樣的觀看不容易引起共鳴，所以把標本印成版畫，當成貨幣，來參觀的話就會送他們一張版畫和證書，可以無償把版畫拿回去，但條件是他必須帶自己親自種的食物來和我們交換，所以我們就有好多食物，有些人來參觀也會順便帶走一些，在那裡我們把版畫當成一種外國人的貨幣，形成貨幣之後便和他們進行交換，交換的時候都會去問他們為什麼要帶這個來，其中有一個人帶來了原住民的野生可食植物，受到剛剛的教育，知道自己可以帶這個來，雖然他是位白皮膚的澳洲人，但透過這樣的過程他也可以完成交換，我們也能知道他如何去理解原住民的植物。

      展覽主題分成三部分，和撒烏瓦知部落有關的是第三部分，當時我和部落認識是透過在田裡的一個接觸，我找到一種非常漂亮的植物，像小南瓜，自認為對植物學還算熟，卻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植物，問了在田裡的人，因為當時有政府要拆他們的房子，所以他們很堤防外人，特別是我當時還揹著相機，問了好幾個人，終於有人回答我這個叫「輪胎苦瓜」，他很少遇到外人會欣賞這種奇怪的苦瓜，後來也成為我的義母，收養我成為部落的一份子。那裡大部分的食物都是苦的，「苦」對他們來說是獨特的味覺美學，在聊天的過程中他也講了一句話：「生活就這麼苦了，為什麼還要吃這麼苦的東西呢？」，這個東西也成為了我們展覽的主題之一，我們看見一件事，這些東西會因為苦而被別人排斥，但阿美族會把它變成自己的食物，喜歡吃苦會產生衍生其他的事情，例如竹筍，阿美族會吃比較綠也比較苦的竹筍，所以他們的竹筍會比較大，因為要等綠一點再吃，但一般人會吃比較小的、又嫩又新鮮的，另外，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桃園的田裡都有種一種擋風用的竹子，除了擋風以外沒有實用的功能，但對阿美族來說，每年的七月都會冒出很多竹筍，他們會去食用竹筍，這種植物也象徵著他們和客家人的接觸。

      這張是撒烏瓦知部落被拆除前的樣貌，阿美族的房子通常不會這麼聚集在一起，會聚集在一起通常是因為他本來分散在各地，移到這裡來之前總共被拆了三次，每拆一次就往後退，慢慢地退到這篇就形成一個聚落，他們稱這裡為「打鹿岸」，後來就被稱作「打鹿岸部落」，這麼詞的原意是「草」，意思就是用草蓋的房子，部落裡有自己的教堂、道路、圍牆、田園，當時我去的時候是夏天，田裡有兩個重要的元素，一是有沼澤，上面有芋頭，芋頭是他們主要的時候，二是後面有甘蔗，甘蔗是漢人常用的作物，荷蘭人時期作為經濟作物引進來，被阿美族馴化成零食，甘蔗只要插下去就會生長，族人也不太去照顧，在田裡想要吃一點糖分的的時候就會砍一段下來，對阿美族來說，芋頭和甘蔗都是田裡的風景。田中間有一條溪流，家家戶戶會用水桶接水，水桶滿了就讓水流下來，溪流上頭會種筊白筍，中游會有空心菜，到下游是芋頭，如果在河裡抓到魚和田螺吃不完就丟在那邊，形成養魚的池子，沼澤會淤積，讓魚被困在裡面，要吃的時候再去抓，所以族人不會用到冰箱和電，到了冬天會比較集約，相較於夏天族人會拋荒（讓土地成為荒野），再去開墾耕作。

      族人在需要菜的時候才會去搜集，像這樣一盆裡面大約會有七八種野菜，會煮成一鍋湯，是非常重要的食物，最簡單的一餐就是有一碗飯和這樣一鍋湯，這是不能取消的唯一一道菜。我開始記錄他們每個季節可以在田裡採到的野菜，像是龍鬚菜、構樹，也就是說，他們其實還蠻忙的，耕作的時間不長，更多的時間是在採收，對阿美族來說，所有東西最好是由大自然生產才是最健康的，所以人的勞動力應該用在維護自然和環境，而食物是由環境所提供的，環境會依照四季來提供不同的食物，他們也也不會有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觀念，最好是所有的力量都用在收穫，大自然會供應很多東西，而所有的力量都要用在採收，也必須要對自然非常了解。

      展覽辦完後過沒多久，政府突襲部落拆了房子，部落和政府談判，由行政院原委會來接受他們的陳情，接受陳情後向族人說會在一個禮拜內和地方政府溝通來解決問題，沒想到隔天五點怪手就來部落把房子拆了，族人很早就出去工作，聽到消息趕回來，但房子已經被拆掉一半。對族人來說，家再改就有，但開墾了三十多年的自然的田好不容易才開始可以去照顧族人，所以田是絕對不能被毀掉的，他們被趕了三、四次，到第四次決定抗爭，但在這次有一半的人選擇離開，到別的地方開墾，另外一半已經很老的族人決定試試看，開始燒狼煙，在二月二十八號通知全台灣有遭遇到相同困難的部落，讓煙燒起來，傳遞部落需要幫助的訊息，附近部落的年輕人來幫忙，也蓋了一個像會所的房子，上面蓋著朱立倫之前競選用的帆布，過了三四個月這個部落就重新蓋起來了，是靠著什麼樣的力量？

      當時分了兩條路線，一條是街頭，攻擊對方的程序問題、太過暴力，還有建設的不足，另一條是不斷的重組自己的社會。透過網路，我們才知道這裡會被拆和要蓋自行車道有關，當時台灣有騎自行車的風潮，很多自行車的組織是由廠商（例如捷安特）組成，，底下會有腳踏車俱樂部，到處去騎車，希望能建立一條漂亮的道路，一天內可以從石門水庫一直往下，騎到淡水河口，有人會去向縣政府投書，認為部落是違章建築或貧民窟，讓騎自行車的人在視覺上感到不適，後來政府也開始著手規劃興建自行車道，把兩邊的植物剷平，只要妨礙道路左右各二十公尺的東西都會被推平，包括圳溝、族人的小工寮、工寮裡的麵包樹和狗屋，有樹就推倒，許多砂石遇到大雨就被沖到河流裡，是很粗暴的工程，水利單位看似是在維護河川，其實另一方面也是在破壞它，道路系統就是像圖上這樣，直直地，兩邊沒有植物和水溝，只鋪了水泥，所以很快就做好了。

      所有的車子集中到大溪，這裡開始出現了許多自行車的出租公司，大家把車子停在這裡，沿著河岸騎自行車，但當我隨著自行車道去進行研究，發現阿美族的部落根本遍布整條溪流，從石門水庫一直往下都是，常常在經過樹林的時候，會聽到樹林裡傳來歌聲。從旁邊的樹也可以判斷出這裡是什麼時候進行開墾的，例如麵包樹，這種樹是從花東運過來才會有的，所以可以從他是什麼時候被種在這裡來判斷族人來到這裡的時間，而政府在進行開發後也會種植植物，但沒過多久就會被當地的原生植物完全覆蓋，所以只不過是個消化工程的東西。

      這是我在2008年做的紀錄，但在2006年的時候這裡應該是充滿著阿美族的打鹿岸的，所以文化衝突就是在這裡產生，族人們會好好運用不同的植物，例如台灣水柳，政府不會把這個台灣原生種的植物中在水邊，而是種在堤防上方，柳樹脫離了水後就變得很奇怪，這些負責種植的景觀公司其實很難去理解植物並不是被操控對象，植物本身就有自己的環境，植物也是判斷阿美族移居到此地多久的重要證據，可以台灣水柳的這種沼澤性植物的樹幹來推算族人在這裡經營了多久。

      從那時開始族人就開始對外人起了防備的心理，建了防禦用的圍牆，阿美族本來不會這樣隔離事物的，因為動物要來來去去，會影響動物的遷徙。政府要部落去住在上面，但部落決定要就地抗爭，把這裡保留住，所以開始建造聚會所（更古老的意思是戰爭用的城堡）。當時為了和桃園縣政府抗爭，幾乎無法找到負責的對象，只好一直找朱立倫，而他從頭到尾也一直處於消失的狀態，部落一直追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而到黨部抗爭的時候，部落也開始思考，部落到底被拆掉了什麼、剝奪了什麼？也開始在想這些被剝奪的東西，真的就要這樣被剝奪嗎？還是我們立刻著手重建家園，如果是這樣的話，街頭抗爭那條路線的密度就會降低，但更重要的是回到部落開始重建家園，本來依靠什麼生活、被剝奪什麼，就自己把它重建回來，力量不夠的部分就尋求外界的協助，在部落開會過後，決定要募款，但又不好意思開口去向外界要錢，每一戶需要八千塊，有十幾戶，沒想到一分鐘後就募款完了，一個晚上就結束。民間力量進來後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改變，「建造」這件事可能是一件重要的抗爭活動，要如何透過「建造」來讓其他人知道你要要回來的是什麼、要抗爭的是什麼，因為當時有很多的討論，最後我遊說頭目城工，我認為不是桃園縣政府拆了撒烏瓦知部落，也不是朱立倫，而是整個社會不理解阿美族的文化，才會促使這件事不會有人和我們站在一起，所以我們真正要對話的對象，是那些看起來很溫和、過著一般社會生活的人，一旦市民、一般的人接受了我們這種生活方式，才會協助我們重建家園，我們從中獲得的募款會更顯得重要，代表著社會的支持，社會支持我們，我們也相信政府就不會來拆我們的房子，所以當時我們把街頭抗爭幾乎停掉，認為真正的抗爭是要在社會上盡力與人溝通，決定了各種方式，透過藝術創作這樣的工具來找到我們為什麼要這樣生活的答案。

      部落每天都會公開禱告，在晚上睡覺前的集會大家會花一個多小時左右來開會，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鍋雞湯，雞湯裡要有很多米酒，開始煮，會議差不多的時候味道也越來越濃郁，大家也會知道有很多事現在也沒辦法解決，明天才能做，現在要禱告，希望上帝給我們智慧面對這個世界，這個「我們」不只是族人，也包含政府和社會人士，「我們」都要有智慧來面對世界，接著雞湯差不多好了，大家吃完就回帳篷睡覺，知道明天要做些什麼之後才有辦法睡覺，不然會被思緒困擾，而透過向上帝禱告，大家也知道集體的意志是什麼，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歷程。

     還要唱歌跳舞，你看這張照片裡師母的笑臉，像是房子一個禮拜前被拆的人會有的笑臉嗎？但還是要唱歌跳舞，本身的文化是不能掉的，一旦掉了就會陷入痛苦之中，所以在抗爭的過程中也要努力地恢復文化。透過這些過程來讓年輕人瞭解爸爸媽媽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剛好也解決了都市原住民之間的問題，因為隔了一兩代，自己的小孩慢慢忘卻了身為原住民的文化到底是什麼，透過這樣的歷程，能讓這些年輕人回來看看父母的抗爭到底是怎麼回事。接著他們回來協助老人重建，也會教他們種花生、玉米，所以真正的重建是從這裡開始，我們稱這個為真正的生活抗爭，讓生活方式從隱性變成顯性的，讓別人知道族人真正想要爭取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樣貌。

      當花東的稻米田被當作台灣的後花園和穀倉的時候，實際上對阿美族的傷害是非常大的，經濟作物開始被移到那邊，當這樣的作物當規模越大，賺越多的錢，就會破壞越多大自然，而且如果氣候不佳，收成就會受到影響，貸款也是，剛好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有連續三年的旱災，讓花東連續三年歉收，所有人至少欠了三年的貸款，有人撐著有人撐不住，一半的人口開始往西部移動，西部有什麼吸引他們前去的？一開始是比較辛苦的遠洋漁業、煤礦業，後來石門水庫興建，再加上工業區的發展，有很多工廠設置在北部地區，包括桃園，他們開始大舉的遷徙到桃園，所以桃園變得很重要，從他們搬來的第一天，他們就開始在河邊生活，把阿美族的生活陸續從花東搬來這裡，所以部落並不是突然產生的。西部的野地已經沒有平埔族，是由政府管轄，而族人就在上面慢慢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模式，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歷史事件，和窮困是不同的，窮困是一種不斷延續的狀態，但族人的遷徙和生活是不會重演的。

      到了現在經過改朝換代，情況就變得非常不同，現在的市長情報非常的清楚，部落在想什麼他通常都知道，透過有效的民意代表也大概都能反映民意，也能讓市政府的官僚具備同理心，我們也發現溝通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困難，現在市政府已經協助部落做了很多事，部落有了自己的門牌、電，自來水也正在建設，預計在七月二號豐年祭前能完工。而部落也開始面臨了新的階段問題，就是年輕人如何回到部落、部落的組織如何發展，去年開始我們在元智大學成立了原住民專班，也在中原大學慢慢開墾部落的區域，透過大學來填補青年這一塊，讓年輕人不要散掉，希望再過幾年可以在都市裡形成有領地、年齡層，具有文化傳承基礎的部落。

      透過和社會不斷的溝通，已經脫離了抗爭，而可以被稱之為重建，這樣的模式能夠影響其他的都市原住民部落，如果比喻為燕子，走在前面的部落如何帶領後面的部落慢慢重建自己的聚落，會不會未來都市的原住民能夠持續在都市裡建築自己的部落，讓自己的小孩接受原鄉的教育，而在原鄉，是不是能針對資本主義去進行修正，讓原鄉的教育更能貼近部落。